惊闻许倬云先生遽归道山，一时沉痛难言。大洋彼岸那盏长燃不息的灯火，终是熄灭了。然而，我辈心中的精神星空，却随着这颗巨星的陨落而愈发深邃。光芒虽隐，引力更强，牵引着我们去回望，去思索，去追寻。

 

与许多同仁一样，我未曾有缘亲聆先生教诲。一位师从先生的台大毕业的挚友，曾允诺为我引荐，然此愿未竟，深为怅惘。但当我一遍遍捧读先生著作，凝视他在视频中谈及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而潸然泪下的音容，亦觉释然。先生之精神，本不囿于形骸。我们虽未谋面，却早已在他构建的文明“网络”中相遇，在他所言的“量子宇宙观”中同频。这或许正是先生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：真正的思想，是超越时空的心意相通。

谨以此文，循先生思想之脉络，遥寄一份来自后辈学人的追思与敬意，并尝试将先生的求索，置于其师辈钱穆先生开创的宏大的历史长河中，以探寻两代渡海传薪者为中华文明未来所擘画的希望与路径。

一、《经纬华夏》与《万古江河》：世界何以至此？——先生之问，亦我辈之问

先生的治史，起点便是对根本问题的追问。在学术日益专精琐碎的时代，他如一位攀上绝顶的登山者，为我们描绘整座山脉的磅礴气象。从《西周史》对华夏秩序源头的探寻，到《汉代农业》对生民根本的关切，再到晚年集大成的《经纬华夏》与《万古江河》，先生始终在叩问：“中国”从何而来？“世界”何以至此？

 

 

 

他摒弃了王朝更迭的线性叙事，以“网络结构”的宏阔视野，将华夏文明的形成，描绘成一幅由“三大核心区”互动交融、无数“常民”心态汇流而成的动态织锦。在《说中国》中，他告诉我们，“中国”并非一个僵硬的实体，而是一个“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共同体”。这不仅是史学方法的革新，更是对身份认同的深刻引导。它让我们明白，“中国”不是一个需要固守的标签，而是一条需要我们投身其中、共同塑造的生命之河。

这宏大的“先生之问”，直接回应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。当我们面对《世界何以至此》的全球性危机，当我们反思《三千年文明大变局》下的自身位置，先生的史学框架，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民族主义情绪、立足人类文明高度的思考基石。

二、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：从“量子纠缠”到“层层相套”——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世界观

若说先生的史学是“器”，其对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洞察便是“道”。去年，在亚太智库的会议上，在北大中华文明与世界未来的论坛上，面对东西方思维的学术交流碰撞，我曾引用先生的“量子观”的譬喻，试图阐释一种迥异于西方又能与现代科学话语对接的文明本体图景，从中感应到一种跨越文化的深层共鸣。

94岁高龄时，先生尝在视频采访中言：“中国文化本来是人跟人，天跟天，人跟天，天跟大自然，人本身跟人际的各个圈圈一重一重套起来，层层相关，层层扣住，就等于今天量子物理的世界观一样……一通百通，一愈百愈。”

这番话，如黄钟大吕，振聋发聩！它精准地道出了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之内核。西方文明的根基，常在于个体与上帝的点对点契约，由此衍生出边界明晰、权利本位的社会模式。而中华文明，从《周易》的“感而遂通”，到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感应”，再到“仁”——二人为仁，推己及人，其本质便是一种“相关性”（Relatedness）的宇宙观。

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原子，而是庞大网络中的命运与信息交互的节点。格物、致知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是由内而外的涟漪；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是节点间的同频共振。先生的这一洞见，超越了普通儒家之学的表层论述，直抵文明的底层代码，为我们这些“睁眼看世界”的中华文化同道，提供了一套足以与世界对话，且更具未来性的思想武器。它解释了为何中华文明在历史上能不断融合异族，表现出强大的韧性与包容力。

三、《国史大纲》与《历史大脉络》：从钱宾四到许倬云——两代渡海传薪者的“拳拳此心”

要理解许先生，必不能绕开钱穆先生。两位先生，年纪相差三十余岁，虽无直接的师生关系，却都是中华文化的传薪者，一为“师”，一为“徒”，皆是离乱年代渡海赴台的“花果飘零”之人，却同样身在海隅，心怀九州。他们的学术生涯，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汇激荡的现代史。

钱穆先生在其《国史大纲》开篇即言，凡国民，必对其本国已往历史“略有所知”，且怀有“温情与敬意”。这份“情”与“敬”，绝非仅仅是治史的情感前提，而正是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”的“心法与秘法”，这是一种内在的修为，是感而遂通和天人合一的基础，也是“修通”中华文化命脉的“根基”。它要求治学者，乃至每一个中国人，不能仅作一个客观冷静的旁观者，去从事“知识体系”的简单建构；而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参与者与践行者，将个人的生命安放于文明的长河之中——以“情”去感通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、时代的脉搏跳动，以“敬”去体认文明长河所蕴含的超越个体生命的庄严与神圣。

钱穆先生一生学术与行事，便是此心法的最佳注脚。他在颠沛流离中创建新亚书院，为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授，更是在殖民文化的冲击下，以这“情”与“敬”为薪火，为中国青年守护一方精神家园，接续那条可以感通、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“一线生机”。这，才是真正的“活”的历史，一种能与先贤往圣、亿万斯民血脉相连、精神共振的学问。

许倬云先生无疑继承了这份“温情与敬意”，但他的方式又有所不同。钱穆先生的武器是深厚的国学功底与传统的“史心”，而许倬云先生则引入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，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《观世变》，为《历史大脉络》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他批评我们两百年来“唯欧是从，唯美是尚”，将西方经验误作“普世真理”，正是继承了钱穆先生那份文化主体性的自觉。

从钱穆先生的“天人合一”，到许倬云先生的“量子观的层层相套”，我们看到的是两代学人对中华文明核心智慧的接力阐释。他们都看到了“个体”与“群体”、“人”与“天”之间和谐共生的可能性。钱先生在最后一课上高呼“不要忘记中国”，而许倬云先生则是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。这声叹息，穿越海峡，回响在两代学人心间，也凝聚了两岸所有中国人最深沉的文化乡愁与未来期盼。

四、《我们去向何方》：在“变局”中“问学”，于“世变”中“说中国”——知识分子的担当与文明的未来

先生晚年，著作颇丰，从精深的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到通俗的《九堂中国文化课》，其“从象牙塔里走出来”的姿态清晰可见。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“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”担当精神的现代体现。那位台大毕业的友人曾言，先生的访谈比书籍更具冲击力，因为思想在对话中才最鲜活。诚哉斯言！虽然并不喜欢许知远的西式话语风格，但的确要感谢《十三邀》这样的鲜活记录，让我们得以窥见先生在生命暮年，那份“拳拳此心，以告国人”的急切与真诚。

在《问学记》中，他记录了从知识到智慧的追寻；在《我们去向何方》的叩问中，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回到我们文化的根源里去。这个根源，并非僵化的教条，而是“相关性”的智慧，是“群策群力”的动力，是“修己以安人”的理想。

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。当今世界，个人主义的放任已带来社会撕裂，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已导致生态危机。此时，中华文明“一通百通，一愈百愈”的整体观，强调责任与关怀的社群观，以及“天人合一”的生态观，或许正是疗救时代之疾的良方。这便是先生所洞察的、中华文明能为人类未来带来的“改变、建构和希望”。我们的任务，不是复古，而是在全球化的舞台上，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，“说中国”的故事，贡献“中国”的智慧。

结语：先生未晤，道已心传——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的世纪回响

未能拜谒先生，终成毕生之憾。但此刻，这份遗憾却化作一种奇妙的体悟。先生走了，但他的问题、他的洞见、他的忧思与期盼，已融入了每一个受其感召的后辈心灵之中。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，此岸与彼岸，虽隔着生死的界限，却因共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求索而息息相通。

先生未见“九州同”，这悲怆的叹息，是对一个世纪民族离散之痛的总结，更是对未来我辈的沉重嘱托。这“同”，不仅是土地的聚合，更是人心的归向，是两岸同胞在共享的文化记忆与共同的文明愿景中，重新确认“我们”是谁。

 

倬彼云汉，在天成象。先生虽已远行，其道也彰。他留下的思想星图，需要我们去勘探、去绘制、去拓展。晚辈后生，唯有捧读先生之书，体悟先生之心，在“修己”与“安人”的道路上勉力前行，在促进文明的理解与融通中奋力开拓，方能告慰于先生，承续这生生不息的华夏血脉。